第三十八章 文字獄的真相

　　幾十分鐘的講述，如同把已經(jīng)好了的傷疤再次揭開，血淋淋的過往，讓這位三十多歲的漢子身心俱疲。阿妙給魯壽山喂了些水，他很快就睡著了。

　　眾人見狀，紛紛起身，輕手輕腳的出了帳篷。

　　來到房車外面，丁國峰掏出煙撒了一圈，語帶詫異的道：“哎，那個魯壽山提到的江蘇學政劉墉，我怎么聽著這么耳熟??？”

　　趙新叼著煙冷冷一笑：“熟就對了，就是電視劇里的那個劉羅鍋。”

　　“??？這特么……那你說紀曉嵐怎么不出來幫一下呢？”丁國峰覺得朝廷里總會有好人的，電視劇里不都那么演的么。

　　趙新扭頭湊著劉勝遞來的火，點上煙之后才對丁國峰說道：“你中毒太深了。電視劇里的也能信？那特么就是個故事而已。文字獄這種事，哪個漢人大臣敢開口求情？嫌自己命太長？乾隆可是分分鐘抄家砍頭沒商量?！?p>　　“靠！”丁國峰用一個字做了總結(jié)。

　　此時的趙新他們還不知道，“一柱樓詩案”最后的結(jié)局遠不止魯壽山說的。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清廷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等九卿，會審“徐家大逆一案”。

　　十一月，大學士阿桂、左侍郎和珅等九卿向乾隆議奏：徐述夔之子、孫、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斬，十五歲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給功臣家為奴，財產(chǎn)入官。

　　十一月底，乾隆明發(fā)上諭，傳示天下，此案相關(guān)人等處置如下：

　　徐述夔寫詩集，徐懷祖刊刻成書，父子二人屬于相繼謀逆。雖然他們都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遲律處理。具體來說就是挖墳掘墓，將尸骨砍掉首級，懸掛東臺縣城門處示眾。余骨磨碎成粉，灑于曠野，讓后代想祭祀都沒地方找尸骨。

　　有清一代的歷史上，康熙朝《明史》案的莊延鑨和《續(xù)三字經(jīng)》案里已故的祝庭諍，都是這個待遇。

　　徐食田和徐食書兄弟是兩名正犯的親孫子親兒子，斬首。其他徐家男性只要年滿十六周歲以上的，同樣斬首。

　　徐家十五歲以下男性及所有女眷仆役，發(fā)配寧古塔為奴。家產(chǎn)全部充公，一柱樓被夷為平地。

　　陸琰，身為布政使陶易的幕僚，亂作批詞牌稿，顛倒是非，存心消彌重案，按照縱大逆罪處理，斬首并抄沒家產(chǎn)，妻妾子女充為旗奴。

　　陶易，身為藩司大員，不親自檢查逆書，居然聽從幕僚的意見上報兩江總督，意欲將控告之人下獄，按照“縱大逆罪”，斬首，家產(chǎn)抄沒，妻妾子女充為旗奴。

　　在所有的人里，這個陶藩司既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他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大牢后，曾受到乾隆的自審問，雖然極力辯解，可還是被認定屬于有心袒護，收受了徐食田的賄賂。

　　說他幸運，是因為還沒等判決下來他就病死在了獄里。然而乾隆并不會因此放過他，他的尸體和徐家的人還有幕僚陸琰一起去了菜市口，腦袋還是掉了。

　　說完了掉腦袋的，接下來再說說那些被流放的。

　　黃斌，原名毛澄，曾經(jīng)是栟茶鹽場衙門的塾師，此人為徐述夔的《和陶詩》作過跋。雖然他之后去了陜西給人當幕僚，連姓帶名都改了，還考上了舉人。然并卵，一樣被緝拿到案。

　　幸運的是，他在那篇獲罪的跋文中雖然極力贊揚徐述夔，卻也寫了“先生生際圣朝”這六個字，最后被革除舉人功名，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去了海南島。

　　東臺知縣涂躍龍，接案后不能及時追查，多次推諉江寧書局，坐觀重案拖延，幾致消彌，行為首鼠兩端。杖一百，發(fā)往伊犁服苦役三年。

　　揚州知府謝啟昆，雖然在向藩司的行文中沒有偏袒之詞，而且能將悖逆的詞句逐一標記，但問題是遲延了半個月才稟報上司，屬于玩忽職守，因此從寬發(fā)落，發(fā)往黑龍江漠河軍臺充軍。

　　捎帶說一句，這位謝知府很快就交了議罪銀子，因此免于流放。之后不知道又靠上了誰的關(guān)系，最終在嘉慶年間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署理廣西巡撫。

　　至于那位圖謀徐家田產(chǎn)的原告蔡嘉樹，在此案中純屬損人不利己。在乾隆看來，他和徐述夔是同鄉(xiāng)，《一柱樓詩集》多年前就已經(jīng)成書刊行，他肯定早就知道，卻一直不告發(fā)，偏偏等到涉及自家田產(chǎn)糾紛才告，屬于挾嫌報復(fù)。不過念他是本案首告，取保開釋。

　　此外負責查辦此案的時任兩江總督高晉、署理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也在上諭中受到了乾隆的斥責。

　　令朝野震動的還不止于此，那位給《一柱樓詩集》作序的沈德潛雖然已經(jīng)死了九年，下場更是凄慘。

　　這位可不是一般人。如果說后世的野史影視劇里經(jīng)常把紀曉嵐演繹成乾隆的詞臣，沈德潛可是實打?qū)嵉摹?p>　　此人六十七歲中進士，靠著詩寫得好，又兢兢業(yè)業(yè)的?？队圃娂?，僅僅五年就從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升到了正二品的禮部侍郎。之后他在七十六歲退休回鄉(xiāng)，到了八十五歲居然又被加禮部尚書銜，三代加封。

　　等到了乾隆三十年，已經(jīng)九十三歲的沈德潛被加封為太子太傅，孫子還被賜了舉人功名。那個時候一提蘇州沈老相國，江南無人不知，紅的發(fā)紫。

　　然而皇帝這種生物從來都是過河拆橋，翻臉無情。

　　在乾清宮侍衛(wèi)和江蘇巡撫的監(jiān)督下，沈德潛的墓碑和祭葬碑文被搗毀，并將碎石移棄他處。沈德潛生前死后獲得的所有官爵及宮銜謚典全部被革除，放于鄉(xiāng)賢祠內(nèi)的牌位也一并撤出。執(zhí)行期間沈家子孫全都到場，跪聽領(lǐng)旨，并觀看搗毀過程。

　　你以為“一柱樓詩案”就這么結(jié)束了？才沒有，這個案子的余波一直延續(xù)到了三年后。

　　乾隆四十六年，有人追查到徐述夔曾經(jīng)為興化的一個叫王國棟的人寫過序文，結(jié)果王國棟被判斬首，其父王仲儒一樣被開棺戮尸。

　　再有就是已經(jīng)故去十多年的鄭板橋也受到了牽連。因為他和王國棟是好友，所以在他那些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印本、仿刻本、翻刻本的文集里，只要有“王國棟”的名字，都要從刻板上鏟掉。

　　也許有人會問，乾隆為什么會對“一柱樓詩案”的處理如此殘酷，就連死人都不放過？

　　事實上不管是“字貫案”還是“一柱樓詩案”，都是發(fā)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場“孫嘉淦偽奏稿案”的延續(xù)。要是再往深里分析，還牽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爾泰與張廷玉之間的黨爭。

　　乾隆三年，一封據(jù)說是由左都御史孫嘉淦上奏的密折開始在京城流傳，導(dǎo)致朝中人心惶惶。其內(nèi)容主要是彈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出任尚書的訥親、海望，領(lǐng)侍衛(wèi)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參之列。

　　這事乍一聽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要知道孫嘉淦是三朝元老，歷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于直言進諫而著名，乾隆繼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來更是因為經(jīng)常參劾官員，盡職盡責，升任刑部尚書。所以說當時敢于上奏彈劾當朝重臣的，除了孫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應(yīng)，他采用明發(fā)諭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對流言予以了嚴厲駁斥，明令對傳播者查辦嚴懲。

　　換言之，這份奏折不是孫嘉淦寫的，否則他不會在當年十月升任直隸總督，并在乾隆六年又轉(zhuǎn)任湖廣總督。

　　話說明清時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報系統(tǒng)之外，單獨建立一個信息奏報的密折制度，就是為了實現(xiàn)其絕對的專制權(quán)力，也就是所謂的“一切廢賞刑威，皆自朕出”。

　　密折制度發(fā)展到雍正時期，運作流程和手段已經(jīng)非常嚴密。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將密折裝在帶鎖的特制皮匣內(nèi)，外面還要上封條。皮匣的鑰匙只有兩把，一把在上奏官員手中，一把由皇帝貼身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無法開啟。

　　普通的公文要經(jīng)過通政司交到軍機處，然后轉(zhuǎn)呈奏事處；密折則是直送奏事處，由奏事太監(jiān)送交皇帝。在這一過程中，除了皇帝和寫密折的人，誰也不知道上面寫了什么。皇帝閱看奏折之后，軍機處大臣會根據(jù)皇帝的口諭草擬命令，然后進呈御覽，再經(jīng)過述旨，以明發(fā)或者廷寄的形式發(fā)布。

　　這也就是說，機密性才是保證這套系統(tǒng)有效實施并延續(xù)的核心！

　　如果這封奏折真是孫嘉淦寫的，那么乾隆一定會有所批示。要么懲辦被彈劾的，要么懲處彈劾者，不會毫無反應(yīng)。畢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當朝實權(quán)派！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確是孫嘉淦寫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極力否認。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當時鄂爾泰和張廷玉的黨爭非常厲害，兩派互相傾軋，水火不容。年輕的乾隆雖然對此厭惡至極，但他繼位不久，還沒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務(wù)上還離不開前朝的老臣。

　　一直到乾隆十二年，乾隆已經(jīng)徹底控制了朝堂，終于不再忍氣吞聲。

　　他先是暗示張廷玉退休，讓三十歲的訥親出任軍機大臣。由此也引發(fā)了張廷玉乞求配享太廟，最終被奪爵抄家，晚景凄涼，致仕歸家。

　　等到了乾隆二十年張廷玉一死，又通過親自掀起的“《堅磨生詩鈔》案”，將身為鄂爾泰主要黨羽的廣西學政胡忠藻、禮部侍郎張開泰、甘肅巡撫鄂昌全部打落，從而將雍正中后期以來朋黨傾軋的局面徹底打壓。

　　回過來再說“偽奏稿案”的進展。

　　乾隆的上諭并沒有換來偽奏稿的銷聲匿跡，反而愈演愈烈。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份偽奏折已經(jīng)在大半個中國傳抄，甚至連大字不識的腳夫都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更加嚴重的是，這時候流傳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針對乾隆本人的內(nèi)容，諸如金川用兵、冤殺張廣泗、南巡勞民傷財、皇后早逝中宮?？铡擦_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過”。

　　問題大條了！這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關(guān)于許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皇帝的臉，挑戰(zhàn)皇權(quán)！

　　要知道古代社會文書傳遞和處理的制度與統(tǒng)治權(quán)力息息相關(guān)。一個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王朝要是連事關(guān)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可是危及江山社稷的大事。

　　順帶說一句，這份偽奏折的原文在后世已不可查，因其內(nèi)容直斥皇帝，言辭猛烈，被嚴禁留存，結(jié)案后所有傳抄一律收繳銷毀，即便是私人的野史筆記對此也是諱莫如深，后世研究者只能從當時地方官的奏折和乾隆的朱批諭旨中推測出大致內(nèi)容。

　　詭異的還遠不止于此。

　　偽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這段時間里，一直在江西、江蘇、浙江、直隸、山東等地傳播，但是上述這些省的督撫竟沒一個上報的。反而是地處偏遠的云貴總督碩色，發(fā)現(xiàn)貴州有人在傳抄，于是立刻上報，由此也開始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偽奏稿案”查辦風波。

　　接到密報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張旗鼓查辦的同時，他開始逐個敲打那些不稱職的封疆大吏，同時也對各省的文教吏治有了戒心，并決定著手整頓官場，以穩(wěn)固統(tǒng)治的基石。

　　對他而言，偽奏稿案的真正主題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奏稿內(nèi)容的作者是誰，而是人心風俗和吏治，是對中下層官員和士紳階層的控制。

　　結(jié)果查來查去，最大的問題就出在江南。

　　當時江南地區(qū)的案件查辦是由兩江總督尹繼善親自坐鎮(zhèn)，之后乾隆又派出了軍機大臣舒赫德協(xié)辦。然而江南官場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層官吏都參與了傳抄，越查人越多。幾個月下來，主犯到底是誰愣是沒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隨著大量中下層官吏被源源不斷的押往京城，乾隆干脆將審理偽稿案的權(quán)力收歸刑部，由軍機大臣介入追查?？杉幢闳绱耍瑢弫韺徣?，整個偽稿案就如同一團沒有頭緒的線團，愈發(fā)讓人困惑。

　　到了這個地步，如果說沒有官官相護，打死乾隆都不信。

　　最終，無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沒有首犯，那就制造一個，先讓這樁案子體面的結(jié)束，然后再回過頭收拾那些陽奉陰違的家伙。

　　于是，一名來自江西、且已經(jīng)被捉拿審訊的下級武官盧魯生浮出水面。而這一線索的發(fā)現(xiàn)，實際上是來源于乾隆對江西巡撫鄂容安一道奏折上的朱批。

　　鄂容安在該封奏折中一共匯報了四條線索，而乾隆卻只對其中盧魯生、盧錫齡父子的傳抄情節(jié)表達了嚴重關(guān)切。他在朱批中寫道：“此二人速行解京，看來此事已近，勉之?！?p>　　盧魯生，時任江西綠營撫州守御所千總。據(jù)他自己交代，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間，與一眾軍中同僚在籍州衛(wèi)千總李世瑞家聚會。席間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說是朝廷的大事，要給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還當眾念起了這份奏折。

　　然而根據(jù)當時在場所有武官的供述，他們都難以準確回憶起究竟是誰帶來了奏稿，某甲說是某乙，某乙說是某丙，某丙說是某丁。至于盧魯生在最初的供述里，竟然記不起在這場飯局上大家曾一起看過稿，反倒說是他的兒子盧錫齡拿給他看的。

　　其實在偽奏折案的追查過程中，這樣的情況太多了。

　　不過清廷在最后的結(jié)案報告里認定，偽奏折最初的抄件就是盧魯生帶來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傳抄路徑：

　　參加那場聚會的所有武官都將奏折抄錄了一份帶回家，隨后傳到了撫州所衙門書辦彭楚白那里，之后便迅速在撫州民間流傳。僅過了一個月，江西糧道手下的書辦們?nèi)催^偽奏折，不過他們所看的抄件，居然是雜役火夫從城內(nèi)一家肉鋪得來的。

　　緊接著，一名看過之后意猶未盡的書辦就抄了一張送給了袁州衛(wèi)守備衙門的書辦，然后就順著長江傳到了江寧府的一家酒館里。酒館老板的堂哥在人來人往的酒店薄夾(收銀用的錢包)里發(fā)現(xiàn)了這份奏稿，然后他就傳給了一名不知身份的家伙，又傳給了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樟樹鎮(zhèn)上一個開鞋店的小老板。

　　好吧，這個在后人看來無比荒誕的傳播路徑，乾隆認為就是真的，而且必須是真的。

　　到了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道突然發(fā)布的上諭昭告內(nèi)外：“孫嘉淦偽奏稿案”的正犯已經(jīng)被抓獲，正是綠營武將盧魯生。

　　偉大勝利終于到來了！從京城到地方，無數(shù)官員歡欣鼓舞，他們紛紛上表，祝賀皇上正人心而息邪說，吏治得以整飭，消滅了試圖給圣朝和圣主抹黑的宵小。

　　案件是結(jié)了，可刑部那兒還關(guān)著一大幫押解來的中下級官員呢，地方上也有不少，甚至還有那些查辦不力的封疆大吏，該怎么處理？

　　乾隆當然不能把這些官員都罷免，他只能高舉輕放，少部分罷官治罪，包括封疆大吏在內(nèi)的大部分革職留任。

　　按清制，革職留任的官員必須要上謝恩折子，以示對皇帝的寬仁感激涕零。而皇帝要么是留中不發(fā)，要么就是溫言訓誡一番。言外之意無非是留任期間要是再犯錯，那就兩罪并罰，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然而當兩江總督尹繼善的折子被送到御前閱覽，乾隆朱批用詞之陰冷狠毒，訓斥之犀利前所未見，嚇得尹繼善大病一場。

　　尹繼善的謝恩折子是這么說的：“蒙圣主不加嚴譴，交部議處，僅議革職，尚不足以蔽之罪，乃復(fù)仰荷天恩，準予留任，聞命之下，感悚彌深。伏念我皇上待臣之恩覆載生成，實非尋?？杀取Ｊ嗄陙泶缯晌葱?，過想實多。我皇上之寬臣者，亦不止一次，乃今于無可寬之中復(fù)格外矜原，予以自新之路，即父母之愛子，亦不能如此保全，如此體恤。”

　　乾隆的批語是：“此不過套語耳，汝意已定為必寬，且以為不寬，汝將用謹，此大然誤汝平生。朕意謂可寬者，當其未終見棄于聯(lián)者耳，如其終見棄之跡形，則腹亦非不能割愛者。此語總不實，如果出實心，何至又有沽名市惠之舉?！?p>　　自此之后，他便對兩江官場有了更多的猜忌和不滿，一直在找機會收拾這批陰奉陽違的漢人官員。這也為之后的“字貫案”、“一柱樓案”、乃至乾隆時代的四十多起文字獄埋下了伏筆。